唐代诗人赵嘏曾写道：“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！”这句话的深意在于，唐太宗李世民实施的科举制度，虽帮助了国家选拔人才，却也让无数书生为之折腰，耗尽一生的光阴。诗中的“太宗皇帝”指的便是李世民，而“长策”则暗指历时一千二百余年的科举制度。
科举制度，作为古代用来为国家选拔官员的考试体系，和现代的高考有些许相似之处，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。科举的难度远超高考，它结合了考试和公务员选拔的特点，想要通过科举走上仕途，不仅需要深厚的学识，更要具备极大的毅力与运气。
能够存续一千多年，科举制度必定具有其独到的优势。那么，为什么赵嘏在诗中说“赚得英雄尽白头”呢？或许，从一个人物的经历中，我们能窥得其中的答案。这位人物，便是《儒林外史》中的书生——范进。
展开剩余86%范进，是一位五十四岁的老秀才，他的生活已经接近暮年。为什么他能在长期遭遇亲朋冷眼的情况下，仍然执着于追求功名呢？他的命运究竟与科举制度有着怎样的纠缠？功名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它为何能让一个年过半百的书生，抛下家庭生计，专心投入科考？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——功名对于一个贫寒且没有背景的书生而言，实在是走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。就像鲤鱼跃龙门，科举是最直接、最公平的途径。如果一个书生能够在科举中脱颖而出，那么，他将一跃而成为社会中的中流砥柱，获得声望和财富。
科举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。从隋朝的“科举制”初创，到唐代的制度确立，再到宋明清时期的不断发展，它已经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周朝起初采用的“世卿世禄制”，便是通过贵族推举来选拔官员。然而，这种方式严重偏向贵族阶层，不能保证贫寒百姓有公平的机会。
随着社会的变化，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让“世卿世禄制”难以维持。中央开始尝试通过举荐和考核的方式选拔人才。到了汉朝，尽管“察举制”和“征辟制”被广泛使用，但官员的选拔仍然过于依赖地方的推荐，导致寒门子弟仍然很难获得机会。
魏文帝的“九品中正制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“察举制”的精髓，但因受士族势力的强大影响，选拔标准往往偏向门第出身，致使社会底层的人才难以进入仕途。直至隋朝，隋文帝通过分科考试的方式打破了旧有的僵局。尤其是在隋炀帝时期，进士科的设立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。
尽管隋朝初期科举制度并未充分发挥作用，但它为唐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唐太宗李世民积极推行科举，设立了许多学堂，广收天下有才之士。这一举措不仅让唐代成为思想、文学、政治和军事的繁荣时期，也让科举成为了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。
到了明清时期，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。为了统一考试的格式，明朝出现了“八股文”这一形式，要求考生写作时模仿圣贤的经典语气，文章结构固定，辞藻华丽但形式僵化。这样的八股文几乎剥夺了考生表达个人见解的机会，考察的更多是对经典的记忆和模仿能力。
清代吴敬梓的小说《儒林外史》通过范进这一人物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书生们对科举功名的疯狂追求，以及科举制度的僵化如何扼杀了许多才子才女的梦想。范进，这位家境贫寒、衣衫褴褛的书生，长年苦读，依旧无法通过科举考试。几十年的寒窗苦读，换来的不过是家人的冷眼与社会的嘲笑，然而他依旧对科举抱有执着的梦想。
范进的妻子和母亲为他操劳一生，而他的岳父胡屠夫则因为不满范进只顾书本而忽视家庭生计，屡次给他送食物救济。最终，范进终于在一次乡试中取得了秀才资格，但他依然没有获得岳父的认可。胡屠夫认为范进通过考试不过是因为年纪太大，主考官出于同情才将他捧上榜。
然而，这次的成绩对于范进来说，却是他多年来坚持的成果和希望的象征。在岳父的嘲笑和周围人的冷眼中，范进依然决心前往参加乡试，并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，鼓起勇气去向岳父借钱。
然而，岳父胡屠夫却毫不留情地斥责了他，并且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继续追求科举，甚至建议范进放弃科考，找个教书的差事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范进依旧隐瞒岳父，参加了乡试。
当他终于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，心情激动到无法自控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范进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波动，他甚至因过度激动而昏厥。清醒后的他如同疯了一般，跌跌撞撞地跑向集市，最后在水塘中摔倒，身上满是泥水，衣衫褴褛。这一幕也让周围的邻居们大为震惊。
后来，邻居们想到了一个办法：请范进最害怕的人——他的岳父胡屠夫来吓他一吓，希望能让他恢复理智。胡屠夫虽然心有忐忑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结果，范进被岳父一巴掌打醒，恢复了正常。胡屠夫虽打醒了范进，却仍心有余悸，最终变得格外恭敬。
从此，范进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无论是乡绅赠送的银子，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赠礼，都让范进家中的贫困一夜之间烟消云散。范进从一个贫寒书生，瞬间成了众人仰望的举人。
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，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中到底有多么重要。对于一个没有背景、家境贫寒的人而言，科举中的成功就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范进的经历，正是许多寒门学子心中“从书本到仕途”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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